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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唯銘 6.巴夏禮提出會審公廨 開埠以後，西方諸列強在上海租界便獲得領事裁判權這種特權，內涵是：諸列強可以在租界內設立自己的領事法庭，可以對它自己國傢的公民所犯的罪行進行審理，而所在國，也就是大清國官員卻無權幹涉。是的，這是一種不平等的法權，它不僅挑戰瞭滿清帝國的主權，也是19世紀大殖民時代所滋生的萬千罪惡之一，我們不能容忍。 巴夏禮意識到治外法權必須作一個修正，這就如同之前西方人熱衷於修正與滿清帝國所簽訂的條約。原因是1853年的小刀會起義，以及在1860年、1862年李秀成兵馬對上海的三次逼近，讓江南地區乃至整個長江流域廣大地域的有產階級，談虎色變地逃向上海，逃向有英國、法國軍隊駐紮的租界，最高峰，專傢們認定湧入租界的難民達到300萬人，盡管，這說法還須得到進一步考證。 劇增的人口，將當初巴富爾與宮慕久設定的華洋分居格局給徹底打破，華洋不僅雜居，而且簡直無法區分，一些西方大班對這樣的情形是歡欣鼓舞著，譬如，那個叫史密斯的先生不正是靠著這個歷史機遇而在簡屋建造、土地買賣中而一舉崛起嗎？但300萬華人與數以千計的西方人混局租界也產生瞭嚴重問題，西方人湧現出惡霸，東方人造就出流氓，犯罪或準犯罪屢見不鮮、層出不窮，如何審理、裁決這些犯罪或準犯罪的華人，成為迫在眉睫的重大問題。針對這種情況，巴夏禮將自己的觀點表達在寫給他妻子的信中： “對租借地的管理需要改進，這是我目前的主要工作。明天我要召開一次公共會議，將牽涉這一問題的所有復雜情況都逐一討論。許多人都錯誤地認為我們可以把租借地視作外國人的領土，並且可以忽略中國司法裁判權對湧入外國人租借地的成百上千的中國人的控制力。” 巴夏禮的觀點與額爾金的兄弟，英帝國駐北京公使卜魯斯亦是不謀而合，這就如同麥華陀與卜魯斯不謀而合一樣。 “我想我們的方針必須以兩個原則為基礎：尊重中國當局，努力使他們按照條約履行義務。因此我們應當堅持要求他們懲罰罪犯。在不與上述原則相矛盾的情況下，我們不應該同當局達成任何協定，因為他們既沒有資格將他們的國民置於我們的裁判之下，也沒有能力將外國人移交給我們的法庭。” 1864年4月16日，在土地租貸人的會議上，巴夏禮提出瞭他的方案，來解決租界內的中國人的問題：讓中國官員來實行他們的裁判權，而對於租界內未設立領事館的國傢的外國人，則建立一個專門的法庭來審判。 就這樣，公共租界內產生瞭一個特殊的司法機關，它叫洋涇浜北首理事衙門。審判華人罪犯時，公堂上坐著兩人，其一，蘇松太兵備道道臺大人委派的官員；其二，英帝國上海領事委派的下屬，由這中西兩人領銜審理租界內的犯罪華人。一段日子後，工作方法再作調整，根據蘇松太兵備道與英美領事協商後訂立的《洋涇浜設官會審章程》，經北京總理衙門與列強北京公使團的核準，上海的公共租界內便有瞭會審公廨，時間在1869年。 在西方人的視角，會審公廨的成立，完全可以將其看做是對大清國法權的尊重，也是對生活在租界內千千萬萬名華人在法理意義上的尊重，還不止是尊重，它是保護，“對生活在租界內的清國人施用混合司法管轄權，它的本質，不僅明智地認可對清國人的訴訟權，而且是對清國人作著另外一種意義的保護”。 卜魯斯同意這樣的觀點嗎？相信是；麥華陀呢，相信同樣也是；而巴夏禮還用得著說嗎？你可以說他是在推卸責任，你也可以說是他在顯示自己的公平。一部奇詭的上海史記住瞭巴夏禮和麥華陀，記住瞭他們兩人留在上海的許多事跡，以及無形但有益的精神。因瞭他倆的推動，上海才日趨成形，“上海先生們”才會紀念他們。我已經說過，今日泰興路，當年叫做麥特赫斯特路；今日泰興大樓，當年叫做麥特赫斯特公寓，都是為瞭紀念麥華陀。巴夏禮呢？1890年四月，上海美好的春天季節，在外灘，一尊銅像高高聳起，那便是巴夏禮銅像，上海最具勢力的西方人，因瞭巴夏禮在上海創立瞭會審公廨，他們給他做瞭一尊銅像，他們還叫他為“上海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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